亚投行第十届理事会年会会场。摄影/江祎
由于五年前提出的部分指标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亚投行在最新通过的更新战略中确立了更有雄心的蓝图
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言，过去十年的发展是“合作的十年”，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最后一次以行长身份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时如此总结。在被《财经》记者问及如何总结作为行长的十年任期时，金立群说，无论是亚投行与各方的伙伴关系还是亚投行内部的协作，过去十年的成就是由所有参与这一进程的人一起达成的。他表示，挑战依然存在，虽然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最重要的是亚投行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管理层和员工将遵循理事会批准的路线图，并适应形势的变化。6月24日至26日，亚投行第十届理事会年会在北京举行。6月24日，亚投行理事会选举中方候选人邹加怡担任亚投行下一任行长。邹加怡将于2026年1月16日上任，任期五年。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则将于此前一日结束。6月24日至26日，亚投行第十届理事会年会在北京举行。摄影/江祎
作为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邹加怡在推动中国与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她曾担任世界银行集团、亚洲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理事或副理事，拥有广泛而深厚的多边合作经验。在金立群担任行长的过去十年，亚投行从57个创始成员发展为全球110个成员，覆盖世界81%的人口和全球65%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截至6月23日，亚投行为38个成员的322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批准的融资总额超过614亿美元，累计带动超20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之中。从孟加拉国的配电系统升级到中国云南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从埃及乡村的污水处理系统改造到为印尼学校架起数字桥梁，亚投行的项目既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也涉及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基础设施。作为由中国倡议发起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于2015年12月正式成立，并于2016年正式开业运营。亚投行致力于以可持续性为核心，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出席亚投行第十届理事会年会开幕式致辞时表示，亚投行为各成员共同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全球金融治理拓展了新模式，为国际多边合作树立了新典范。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Erik Berglof）指出，目前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依然非常巨大：地球上还有7亿人用不上电，2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现有的基础设施还需与气候兼容，适应气候与自然的变化。在2030年前仍需要每年1.5万亿美元的投入，甚至更高。白乐夫对《财经》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策的不确定性，而这将对基础设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跨度，不确定性越大，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做出投资决定时就会变得犹豫，尤其私营部门。为了填补基础设施融资缺口，亚投行计划在2030年前再部署750亿美元。6月23日，经董事会批准，亚投行通过了中期发展战略（2021-2030）的更新版。根据更新后的战略计划，亚投行将在2030年将年度融资目标翻倍，达170亿美元，实现对主权和非主权客户的均衡支持，并进一步动员私营资本；最大化气候融资影响力，计划每年将50%以上的独立融资用于气候相关投资，整个战略期内的气候融资总额超过500亿美元；加强区域合作与互联互通，到2030年将25%至30%的融资用于跨境互联互通项目；扩大发展效益，支持成员实现其发展目标，例如减排、性别平等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亚投行在2020年发布的中期发展战略将绿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区域合作、科技赋能的基础设施、动员私营资本列为四大业务优先方向。当时设定的目标之一是到2025年实现气候融资占批准融资总额50%。这一预期已经于2022年提前实现，并已连续三年超过。由于五年前提出的部分指标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亚投行在最新通过的更新战略中确立了更有雄心的蓝图。对于亚投行要在2030年实现年度融资额达到170亿美元的目标，金立群表示，考虑到亚投行过去十年的增长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不存在困难。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出席新闻发布会。摄影/江祎
随着亚投行进入第二个十年，金立群指出，亚投行将继续关注互联互通、可再生能源，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动员私人资本等。他表示，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继续演变，会有新的挑战出现，需要以灵活的方式使银行适应变化的情况。金立群强调，改善成员之间的互联互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互联互通可以在这些国家推动自由贸易和跨境投资，实现高水平发展的经济，而这在缺乏互联互通的条件下很难做到。6月25日，中国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期间表示，亚投行在2020年首次明确将“互联互通与区域合作”作为战略重点，是多边开发银行中的一个亮点，逐步成为亚投行新的比较优势。目前，亚投行已经执行了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互联互通项目。比如，在老挝-越南跨境风电项目中，老挝境内的风电输送到越南，成为跨境绿电贸易的创新范例。“2024年，亚投行跨境互联互通项目金额占比达到了33%，为亚太区域互联互通以及与其他区域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蓝佛安说。作为二战后第一家由发展中国家倡议成立、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亚投行为全球多边开发金融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成立之初，亚投行就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密切合作。亚投行在本届理事会年会期间发布的伙伴关系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在亚投行投资的303个项目中，131个是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联合融资。“这些合作关系体现了共同的优先事项和长期的机构协调。它们通过提供更大规模的资源池、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更优的发展成果以及更高效的风险缓解方式，使客户受益，同时避免了重复投入。”报告指出。在谈及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时，金立群表示：“我们不能仅凭一己之力来完成这些复杂的任务。”亚投行在成立后先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展开合作，随后拓展到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双边和多边的开发伙伴，以及私营部门。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曼努埃拉·菲罗对《财经》表示，从亚投行建立之初，世行就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世行与亚投行的合作将会涉及动员更多私营资本。她特别提及世行与亚投行、亚行联合在印尼支持的一个卫生项目，为当地妇女和儿童提供更好的诊断与治疗服务。亚投行发布的上述报告显示，亚投行与世行已联合融资56个项目，总金额达136亿美元。在世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主导的九个项目里，亚投行参与联合融资，已批准资金8.5亿美元。亚投行还投资于IFC的亚洲新兴市场基金。通过联合融资项目，亚投行与世界银行正在缩小基础设施差距、推动可持续发展——从印尼的医疗体系现代化，到土耳其的污水处理提升，再到埃及的农村卫生设施改善。亚投行也与同样致力于亚洲发展的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内容涵盖联合融资、政策协作、联合研究、知识转移和技术援助。双方已联合融资67个项目，其中亚投行提供了163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两家机构形成优势互补，亚行具备深厚的区域专业知识和长期建立的合作关系，亚投行则拥有精简的运营模式、灵活的执行能力以及量身定制的融资方案。双方已在交通、能源、水资源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了多个联合项目，支持具有气候韧性的可持续发展。亚投行在成立时确定的非常驻董事制度借鉴了欧洲投资银行的做法。欧洲投资银行亚太地区负责人埃德瓦尔达斯·布姆斯泰纳斯对《财经》表示，欧洲投资银行与亚投行将在近期更新此前签署的合作框架文件。亚投行在早期投资的项目中就与欧洲投资银行合作，比如在2017年共同为印度班加罗尔地铁提供资金。布姆斯泰纳斯表示，正是基于过往积极的合作关系，欧洲投资银行将与亚投行续签合作框架协议。截至2024年底，亚投行已批准105个私营资本动员项目，占2016年以来获批项目总量的44.9%。亚投行的目标为到2030年私营部门融资项目占比达50%或以上。在本届亚投行理事会年会期间，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全球资产管理及运营商吉宝（Keppel）与亚投行签署一项合作协议，通过基金管理和投资平台，将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筹集15亿美元。合作将充分发挥吉宝在大型基础设施资产开发与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亚投行通过债务和股权融资工具提供长期资本的能力，重点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输配、数字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城市服务等。通过与吉宝等私营部门伙伴合作，亚投行将继续借助私营部门的专业能力和投资力量，推动具有气候韧性、包容性经济和长期区域发展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吉宝首席执行官陈华美对《财经》表示，与亚投行的合作很有意义，作为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提供的不仅是信誉，还有它对项目所在国的了解，这对私营部门很有帮助，将有助于降低风险。风险与回报是私营部门在做出投资决定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新加坡基金管理公司Seraya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投资官陈其颂对《财经》表示。他指出，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希望建设离岸风电项目，但由于风险较高，不是每个投资者都有兴趣。亚投行于2023年投资了Seraya旗下专注于下一代基础设施的基金。陈其颂表示，亚投行的加入将有助于缓解项目风险，尤其亚投行作为一家来自亚洲的多边开发银行更熟悉当地情况。在白乐夫看来，私营部门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创新能力；多边开发银行则可以帮助私营部门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我们能否创造合适的条件，让私营部门感到安全，从而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金立群也对《财经》表示，对于私人资本的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帮助它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比如在推广可再生能源方面，一些国家的监管环境不是很便利，因此需要找到最好的政策贷款，将来自私营部门的投资者包括在内。“我们所做的，不是简单地为任何特定项目与私营公司合作，而是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这对动员私人资本将是非常有效的。”金立群说。在非洲管理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英国资产管理公司Gemcorp正在寻求与亚投行建立合作。Gemcorp首席财务官尤里·拜多乌科夫对《财经》表示，亚投行不仅是弥合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差距的桥梁，也在支持和动员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项目，帮助建立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并在这些项目中展开其他形式的创新融资。拜多乌科夫坦言，在非洲的项目中引入资本是有挑战的，因为外界存在诸多对于非洲的误解。但事实上由于非洲项目在风险管理面临更高的门槛，项目的违约率甚至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北非第一大商业银行摩洛哥阿提佳瑞瓦法银行驻华首席代表及亚非区全球负责人比提萨姆·达库尼（Btissam Dakkouni）也对《财经》表示，融资是非洲发展基础设施的主要挑战。这是为何她所在的金融机构与中国的银行和多边机构合作，希望创新更多的金融模式来支持非洲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
